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在官网透露了娃哈哈独创东谈主宗庆后家眷相信案的判决决定：先冻结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下称“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内的金钱，并要求宗馥莉方面透露账户信息，直至杭州诉讼完毕或法院发出进一步敕令。

但这仅仅香港高等法院为了协助杭州方面诉讼门径作出的财产保全令，关节的实体问题还莫得任何论断。多位法律东谈主士对第一财经记者暗示，以此谈“宗馥莉输了”还为时过早，一切王人要恭候杭州法院的判决。

不外，判案书中联系字据贵寓的公开，让宗庆后为另外三子女竖立离岸家眷相信的安排初次浮出水面。第一财经整剪发现，其中有三个信息最为关节：第一，宗庆后确有竖立相信的计算，而且数目不是1个而是3个；第二，相信由宗庆后以条约录用形势录用宗馥莉竖立，但莫得明确具体的设随即间；第三，相信尚未竖立。

有法律东谈主士对第一财经暗示，相信尚未本色性竖立，让这场家眷纠纷濒临更大的不笃定性。相信财产认定将依据中国香港照旧内地法律？录用书是否有用、与遗嘱是否突破？这些问题，王人将影响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内金钱的最终包摄。此前，可参考的访佛跨境判例未几。

关节信息：相信竖立有安排，但尚未完成

在这场备受海涵的家眷纠纷中，离岸家眷相信是否成立、是何架构、是否被“击穿”等问题一直是焦点。

先说论断：宗庆后挑升为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以下统称“三子女”）鉴识竖立一个离岸家眷相信，且是录用宗馥莉竖立，但于今还莫得风雅竖立。

这一论断来自三子女提交的3份字据文献，其中相对于相信竖立安排的守护技巧线。包括宗庆后的2份遗嘱在内，这些文献的签署基本王人发生在宗庆后物化前的一个月之内。

率先是一份无日历标注的宗庆后的手写教导，据原告方称写于2024年1月下旬，收件东谈主为郭虹。（注：天眼查贵寓炫耀，郭虹在多家娃哈哈系企业担任监事等职，与后文提到的汉坤讼师事务所讼师陈汉同为宗庆后遗嘱扩充东谈主。）

这份文献表示出宗庆后竖立相信的意愿和计算：宗庆后授意郭虹去中国香港办理三子女的相信，每东谈主7亿好意思元，并暗示相信本金永恒不动，仅能收取利息使用。

其次是宗庆后就相信竖立签署的一份录用书，技巧是2024年2月2日，录用东谈主是宗庆后，受托东谈主是宗馥莉；同日，宗馥莉签署一份中语阐发函，阐发高兴录用书。

这份文献明确了相信竖立的形势和建浩公司的金钱分派：一、宗庆后录用宗馥莉，以宗馥莉看成竖立东谈主竖立3个境外相信，鉴识以三子女过头子女看成相信受益东谈主；二、宗氏家眷相信为不动本相信，相信金钱连续在汇丰银行进行固定收益投资，只可就利息收益向受益东谈主分派；三、建浩公司握有金钱分为汇丰银行账户和其他银行账户两部分，相信标的金钱是汇丰银行账户下金钱，完成相信竖立之后，建浩公司悉数在其他银行的金钱利益包摄于宗馥莉。

再次是宗馥莉与三子女签署的一份条约，技巧是2024年3月14日，即宗庆后物化（2024年2月25日）20天傍边。

这份文献不错判辨为带有互换条件的条约，明确了相信竖立的前提和架构：一、宗馥莉承诺为三子女竖立3个相信，运行范畴为每个相信7亿好意思元，为弗成肃除的不动本相信，仅就利息收益进行分派；二、相信竖立展望以一个PTC（Private Trust Company，私东谈主相信公司）形状过渡到专科受托东谈主阶段，在PTC过渡阶段，宗馥莉担任受托东谈主的股东，相信架构中的其他扮装由郭虹及陈汉根据实验情况并参议联系专科认识后担任，过渡期完毕后由三子女指定东谈主士担任；三、三子女承认宗庆后于2024年2月2日签订的遗嘱并配合扩充，宗馥莉为三子女完成相信竖立，不得彼此妨碍。

在宗庆后物化后，两边曾就相信竖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疏导，但仍有多处细节未能达成一致，宗馥莉屡次未能或阔别在相信条约上署名。

三子女的原告诉状提议：宗馥莉仍未竖立3个离岸相信或私东谈主相信公司，并阔别承认宗庆后手写教导的有用性，阔别向三子女提供任何与汇丰账户联系的信息（仅收到2024年1月和5月对账单），且已将至少108.512万好意思元从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篡改至不解用途。

宗馥莉态度：不是拖延竖立，要阐发相信财产惟有益息不含本金

从判决书透露的疏导细节来看，宗馥莉并不否定宗庆后对于竖立相信的安排，且看成受托东谈主已在鼓动经由中。但两边存在多个不合，这也被宗馥莉称为我方迟迟莫得签署相信文献的主要原因。

宗馥莉说，我方从未有不平录用书和条约条件的意图，也莫得接受任何举止或不看成来阻遏离岸相信的成立，是原告方操之过急。她还强调，我方与三子女就相信契约草案条件进行的疏导与谈判是古道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两边迟迟未能谈拢？主要不合又是什么？

宗馥莉颠倒强调，根据录用书，相信财产边界惟有固定成本的利息，而非固定成本本人，但对方似乎并不这样以为；同期，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内金钱从未达到21亿好意思元（完毕2024年5月31日，汇丰银行账户金钱价值为18亿好意思元），在两边找到弥补差额的标准之前，对方无权宗旨各自享有7亿好意思元的离岸相信；她并不承认宗庆后手写教导的有用性，每东谈主7亿好意思元的金额属假想化设定。

对于从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内转走的108.512万好意思元，宗馥莉证明称，这笔资金是用于向两只基金注资，后者曾发出成本催缴奉告。她提到，在宗庆后看成建浩公司惟一董事时，这种操作形势已是老例。

贵寓炫耀，建浩公司是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自2024年2月2日起，宗馥莉为公司惟一注册股东；宗庆青年前是公司惟一董事，物化后由宗馥莉接替。据宗馥莉说法，在2017年8月和2022岁首，建浩公司曾鉴识进取述两只基金注资。

宗馥莉还强调，三子女不应将她看作单纯的受托东谈主，她在竖立离岸相信的文献条件中有发言权。根据条约，在相信过渡阶段，宗馥莉将处于“受托东谈主的股东”地位。

除此以外，两边疏导经由中，还发生了多方面争议和变化，波及相信契约草案条件改良、相信竖立机构更换等。另外，在宗继昌于本年6月16日提交的答辩状中，初次提议宗馥莉对三子女存在“严重敌意”，并永恒系统性地与原告方争夺家眷金钱适度权，包括娃哈哈集团旗下的10家工场公司，并将娃哈哈集团金钱占为己有。

多位法律东谈主士对第一财经暗示，不错看出，宗庆后对遗产分派的意图相比明确，但联系安排不够严谨、所聘中介机构未能专科地推动，可能是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该案展望激发更多中国高净值家眷的念念考。

对此，香港丰裕相信资深合资东谈主、香港中语大学家眷企业议论中边幅事余亮恒颠倒提到了BVI私东谈主相信公司经管真空的问题。他暗示，建浩公司惟有别称家眷董事，且莫得竖立盘算相信，这种“单一董事＋大王人现款金钱”的特色容易被看作“经管失衡”，这将为“受托东谈主黩职”或“违背忠实义务”留住空间。

压力给到杭州法院：两份遗嘱未说起相信

现在，香港高院的决定仅是为了协助杭州法院的诉讼门径（确保金钱可用），一切还要恭候杭州方面的判决。有讼师暗示，由于案件复杂且枯竭访佛的跨境判例，杭州法院的判决将受到高度海涵。

事实上，三子女宗旨那时与宗馥莉签署的条约适用中国香港法律，但条约中一项统治权条件使得他们必须向杭州法院拿告状讼。条约第10条提议，当两边因为条约联系问题发生争议且无法通过友好协商措置时，“任何一方应向浙江省杭州市有统治权的东谈主民法院拿告状讼”。

三子女在杭州法院寻求的支撑主要有5项，其一是判定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中金钱是三子女享有受益权的相信财产，即诉讼标的金钱不仅限于账户内金钱的投资收益。

但脚下，在筹商相信财产是本金照旧利息之前，率先要笃定的是离岸相信是否会被认定存在；如若不存在，法律上是否还有竖立强制性。概述受访专科东谈主士不雅点，现在有两大标的值得海涵。

其一，杭州法院会否参考香港法律。如若参考，这个尚未书面竖立的相信有一定概率被认定为建立性相信/推定相信，这亦然三子女在香港诉讼中的中枢依据。

余亮恒对第一财经暗示，在中国香港这样的日常法辖区，即使莫得书面相信契约，“意图＋金钱旅途”仍可能被法院视为相信关系，即承认所谓“事实相信”，后者包括建立性相信（Constructive Trust）或推定相信（Resulting Trust），这在往时已有判例。（详见报谈《娃哈哈离岸家眷相信陷罗生门，相信是否存在及有用要看哪些身分？》）

余亮恒连络香港高院援用的判语进一步暗示，如若在香港衡平法下被认定存在建立性相信，这也意味着，案件的中枢将不再是受托东谈主“有莫得签署相信契约”，而是受托东谈主“是否履行了相信义务”。如若法院阐发“理论／事实相信”已成立，三子女即可得回受益东谈主身份，香港法院的冻结令也会趁势延迟并可能升级为分派令或录用令。

海邦国际参谋人集团高等副总裁、知名国际税法众人王文星也暗示，该案中推定相信的说法有可能成立。不外，宗馥莉（按照法庭形色）的“拖延”作念法，使得香港高院并未就这部分金钱是否组成相信作出决断，这也让案件走向仍是充满争议。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个遗嘱相信。

那么，杭州法院会否参考香港法律或已有判例？复旦大学法学院耕种高凌云对第一财经暗示，国内在国外相信纠纷法律适用方面的法律限定还相比污秽。“一般而言，对于相信是否成立等效率问题，如相信文献无指定，应当适用与相信有密切筹商地的法律，本案未必率应适用香港法律，如若适用香港法律，则其制定法和判例法王人有可能被参考。但对于遗嘱相信率先应判断遗嘱的效率，应适用大陆法。判断相信财产起原的正当性，若波及境内起原，也应根据大陆法来判定。”她说。

其二，如若十足按照中国内地法律，需要计议宗庆后与宗馥莉之间的录用书、宗馥莉与三子女签署的条约是否具备竖立相信的法律效率。后者亦然宗馥莉方在香港诉讼中的答辩白点。

在这一起径下，又至少需要计议两个问题：率先，宗庆后的录用书是不是具有相信遗嘱效率，以及与风雅遗嘱是否突破；其次，录用是否有用，这可能还波及标的金钱是否属于佳偶共同财产、佳偶中另一方是否知情并高兴（若未分手）等问题。

判决书提到，宗庆后曾在2024年2月2日竖立两份遗嘱，其中一份波及特定境外金钱，但未涵盖建浩公司过头金钱；另一份涉过头在中国大陆的境内金钱。两份遗嘱均未说起三子女或杜建英（三子女母亲），但指定宗馥莉、施幼珍（宗馥莉母亲）及王树珍（宗庆后母亲）为受益东谈主。

“如若生前相信没成立，那接下来还可能需要法院认定宗庆后的书面录用文献是不是遗嘱。如若（被认定）是，则可能竖立遗嘱相信，但前提仍然是账户金钱是其个东谈主正当的专有财产。”高凌云强调，录用本人不是遗嘱，即使被承以为遗嘱，也要看与之后签订的遗嘱是否存在突破、会不会被推翻。

余亮恒则暗示，如若杭州法院只认定录用书组成合同但相信尚未奏效，则宗馥莉可能被判定背信并被要求高额抵偿，或被强制补充设馈送式相信。如若杭州法院同期否定录用书效率和相信有用性，案件将回到遗嘱秉承和股权包摄之争，香港法院可能会因此被动拖沓金钱冻结边界。

“值得介怀的是，一朝杭州法院阐发三子女享有对建浩公司汇丰银行账户内金钱的受益权，他们可依据最高法《对于内地与香港颠倒行政区法院彼此招供和扩充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2024年1月奏效）请求在港径直扩充，这将成为跨法域相信扩充的垂危前例。”余亮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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